近年來，八項規定、反四風等措施有效改善了黨風民風。但在一些地方，借孩子滿月、升學、搬遷等理由大擺“無事酒”的風氣依舊濃厚。“無事酒”,顧名思義,就是除了婚喪嫁娶之外,沒事找事擺場子辦酒席,趁機收取“份子錢”。

記者發現，在偏遠地區，辦“無事酒”已成為一些干部斂財工具。一位村民給記者算了筆賬:自己種四畝田,一年收入5000元。而村干部辦一次酒席,按一般情況下大約40桌,每桌8人,每人就算送禮金200元,收入也達六七萬元。除去辦酒席的費用,辦一次酒席凈收入五六萬元,約合當地農民10年的收入。眼下，“無事酒”出現隱秘化、分散化、跨區域等特點。

(3月21日新華社)

堵住“小微權力”尋租空間

說白了，“無事酒”就是基層干部仗著手中有權力，借機“敲竹杠”，群眾得罪不起，只好“破財免災”，這是典型的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

辦一次酒收禮頂農民10年收入，讓農民情何以堪?近年來，懲治力度越來越大，曝光人數越來越多，但一些地方“無事酒”之風依舊濃厚，還變得越來越隱蔽，原因何在?

除了腐敗的頑固性和反復性，最根本的還是“小微權力”缺乏監督，尋租空間依舊很大。農民的“小命”被基層干部攥在手里，所以別小看了芝麻大的權力。在“天高皇帝遠”的鄉村，不管多小的權力，一旦監督缺位，做起惡來會肆無忌憚，蒼蠅能長出老虎胃口。如此，誰敢不喝“無事酒”?

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做過一個比喻：如果省委書記的權力是100，那么一個鄉村干部的權力可能只有1;對省委書記的監督如果是100，而對鄉村干部的監督是0，那么1比100更具貪腐的可能性。而現實中，一方面是“管得著的看不見”，縣一級紀委無暇顧及;另一方面是“看得見的管不著”，鄉鎮紀委一年都辦不了幾個案子。

遏制“無事酒”腐敗，不僅要加大懲處力度，更要把“小微權力”曬在陽光下，堵死尋租空間。在“互聯網+”時代，不妨把基層干部的權力關進“數據鐵籠”里，讓國家的每一項惠農政策、每一分惠農資金都清晰可查，讓權力無租可尋。權力沒有尋租的空間，也就喪失了“敲竹杠”的資本，“無事酒”自然偃旗息鼓。 陳廣江

“無事酒”濁化社會風氣

操辦婚喪嫁娶等生命中的大事，屬于文化與習俗中的常態行為。但是大辦“無事酒”，趁機收取“份子錢”，并且把其當成了一種生財之道，打著感情牌，并無合理性。

應該說，這種現象在各地基層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許多人感嘆于每年都要支出大量“份子錢”，可大環境使然，被裹挾其中，又無可奈何。毫無疑問，“無事酒”盛行不是正常現象，任其蔓延，只會進一步濁化社會風氣。

實際上，這種不良風氣的養成，基層黨員干部在其中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畢竟，那是有影響力能夠辦得成“無事酒”的群體。在基層的社會環境中，一是監督相對較遠，二是權力相對集中，再加上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難以割裂的關系紐帶，“無事酒”一旦開頭，自然會有循環。前有黨員干部熱火朝天辦“無事酒”，群眾隨之就會跟風。最終，從黨員干部到老百姓，被邀請入席的每個人，即便心里不情愿，卻要顧忌現實強顏歡笑，沒有誰能輕易打破這一利益、關系、面子的鏈條。

中央八項規定、反“四風”等規定出臺后，黨風政風為之一振，“四風”行為銳減，社情民風為之一新，社會風氣緊隨改變。所謂上行下效，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會學著怎么干。所以，針對“無事酒”現象，鏟除其土壤，首先需要基層黨員干部帶頭杜絕，從我做起，尤其是班子中的帶頭人，要有帶頭的意識。須知，大擺“無事酒”屬于違規，是破壞黨風政風的行為，公然違規應當受到懲處。

不得不提的是，“無事酒”如今還出現隱秘化、分散化、跨區域等特點，一方面說明制度有威懾力，另一方面表明制度的滲透力有待加強。對此，一要拓寬監督舉報渠道，吃吃喝喝的事，參與者眾多，不難發現;二要細化懲處機制，從嚴規范黨員干部人情往來的行為，讓試圖瞞天過海辦“無事酒”的人一樣難逃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