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葡萄本屬于異域他鄉。《后漢書》記載：“栗弋國出眾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漢武帝時，張遷出使西域，把葡萄帶入了大漢，在一定的范圍內開始栽種。至于用葡萄釀酒，則更晚一些，大約在東漢或三國年間。魏文帝曹丕在給吳監的一封信中有這樣幾句話：“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葡萄，釀以為酒，甘于曲蘗，善醉而易醒。”

我國白酒歷史悠久，葡萄酒也不遜色。雖然葡萄酒來自于國外，但是在我國的發展也是非常迅速的。古代就有君王十分喜好葡萄酒。盛唐時期，葡萄酒亦非常興盛。王翰《涼州詞》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為后人形象生動地描繪了邊塞將士不惜醉臥沙場而策馬疾奔葡萄美酒的急切心情。李白“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發醅。”將黃鶴樓前的滔滔江水，比作新釀的葡萄酒，不僅是比喻浪漫難得，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個“醅”字，表明他對葡萄酒釀造工藝的諳熟于胸。劉禹錫詩贊葡萄酒云：“我本是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盡日飲不足”。還有王維、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葡萄和葡萄酒的吟詠佳句。民間則更為普遍，甚至在日常使用的銅鏡上也刻有葡萄的圖案。這說明葡萄的種植和釀酒技術，在唐時己得到廣泛的推廣和運用。

唐朝以前，葡萄的種植和釀酒，在我國當屬初級階段，傳播并不快，普及也不廣。因此，葡萄和葡萄酒都被視為稀罕之物。南北朝時，有人向北齊皇帝貢獻了一盤葡萄，居然得到了一百匹絹的重賞。東漢末年，有一個叫孟佗的鉆營者，因為給張讓送了一斛葡萄酒，便得了一個涼州刺史的官。當時的“一斛”大約相當于現在的二十升，也就是四十瓶葡萄酒吧，即“換”了一個刺史，足可說明葡萄酒在人們心目中是何等珍貴。

唐太宗

唐朝時葡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之所以能普及流行，一方面是人們逐漸對葡萄有了更多的認識;另一方面，可能與統治者的提倡號召有很大關系。據史料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個葡萄酒愛好者。他在征討高昌(今吐魯番)并獲得勝利后，嘗到了一個新品種葡萄，即馬奶子葡萄，也喝到了這種葡萄釀制的酒，感覺風味不同一般，便下令索取新品種，以帶回中原推廣。他還親自動手，試著用馬奶子葡萄釀酒。《太平御覽》稱：唐太宗釀的酒“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最高統治者的這種身體力行，簡直就等于在為葡萄酒作廣告，天下還能沒有反應?

當然，盛唐時期的政治開明，社會穩定，糧食連年豐收，百姓安居樂業，應該是為葡萄酒釀造等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政治環境和堅實的經濟基礎。這種歷史的功績，似乎也可以記錄到一代英主李世民的名下。

康熙帝

此外，大清王朝的康熙帝也是一位熱衷于飲用葡萄酒的皇帝。一次他得了重病瘧疾，幾位西洋傳教士便向皇帝建議，為了恢復健康，最好每天喝一杯紅葡萄酒，皇帝保持這個喝紅葡萄酒的習慣一直到去世。康熙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當朝時間最長的皇帝。康熙皇帝把“上品葡萄酒”比作“人乳”，因此他養成了經常飲用葡萄酒的習慣。

1714年，在發生著名的“禮儀之爭”之后，除了耶穌會以外，其他的傳教士都被趕出中國，造成葡萄酒短缺，康熙特命人們在全國四處尋找葡萄酒。根據上海學者李天綱研究考證，最早向康熙敬獻葡萄酒的是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們，其中LOUISLECOMTE(中文名字李明)就是來自著名的葡萄酒產地波爾多地區，因此可以推斷向皇帝敬獻的葡萄酒中有波爾多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