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從國家戰略層面來認識

(一)國家文化名片

中國白酒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產業結合得最好的產業。但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以酒鬼為典型的負面文化形象影響了酒的國家形象。濫酒、酗酒、醉酒等現象屢見不鮮。酒壯色膽、酒后駕車、醉酒滋事等現象屢見不鮮。特別是公款喝酒，浪費現象讓人觸目驚心。落后的酒文化甚囂塵上，鳩占鵲巢，劣幣驅逐良幣，大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引起各界強烈不滿。機關限酒、軍隊禁酒、民間倡導適量飲酒成為依法治國的必然選擇。

這一輪關于酒的限制，沒有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進行了了有效區分。公務接待要依法接待，但不能上高檔酒。軍隊禁酒，但也允許軍人在家中飲酒。民間消費，不禁不縱，倡導適量飲酒。所以，本輪政策引導，既講普遍性又講特殊性，既講法治又講人性，縱觀歷史，算是最理性的酒政。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對外經貿極其繁榮的時期，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明朝的鄭和下西洋。今天，中國重開絲綢之路，就有再通世界的盛世氣象。酒對國家領導人來說，也不是避而不談。習近平在墨西哥時就講：“朋友老的好，酒是陳的香。”在重大國際交流場合，國家領導人也是需要舉杯飲酒的。

可以認為，當前國家對酒的感情很復雜。不便縱，不便禁。不便宣傳，不便冷落。原因在于：白酒的文化形象需要重塑。我們想，當中國的白酒文化形象重塑到能像法國葡萄酒文化一樣能夠國家帶來光榮和自豪的時候，國家領導人也一定會把它作為國家文化名牌對外傳播的。

(二)打狼保羊

狼已經鉆進羊窩里，要捂死狼，同時必定會捂死很多羊。“殺敵三千，自傷八百”。“慘勝如敗。”在今后幾年內，中國那些溫順得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似的白酒企業會死掉很多。“酒好不怕巷子深”的固有觀念對中小白酒企業的觀念束縛，正在促使相當數量的中小白酒企業進入冬眠期或被凍死。過去十年，其實是中國酒在豐盛的草原中自在成長的十年。絕大多傳統酒類企業都沒有防范意識。在這十年中，國外的洋酒像大灰狼一樣的闖進了中國酒市場的羊群里，那感覺，簡直是盡享美味，盡情吞噬。洋酒進入中國市場之輕松與愉快，簡直就像一群餓狼闖進一群無人保護的羊群中大塊朵頤一樣自如自在。

中國酒要想與狼共舞，短期內基本不具備對應的實力。本研究團隊通過對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等的酒類市場調查，認為中國酒基本沒有做好國際化的準備，包括“世界的五糧液”也只是自吹自擂。原樣照搬到國外的商場、超市去的五糧液，說是國際化，其實是國內化的延伸。今年中國奶農倒奶的現象足以證明狼鉆進羊群式的強弱分明的競爭對中國奶業的傷害。中國酒應當慶幸國家的限酒、禁酒政策在控制了羊群的生存空間也筑起了防狼的高墻。

如果我們這時放開中國酒市場，引狼入室的結果，那就是簡單重復的狼吃羊的故事。等狼把羊吃完了，我們想要再養羊就不容易了。大家可能記得，中國曾經是有自己的可樂企業的，天府可樂和嶗山可樂，這兩個可樂企業的死法值得借鑒。在當年中國企業沒有國際競爭能力的時候，國際并購與合作，是吃掉中國品牌的簡單便捷方式，天府可樂和嶗山可樂就是這樣死的，似乎水井坊也有重蹈覆轍的傾向。好在是中國酒業是中國的傳統產業，而且是第一產業的延伸，雖然總體智慧不足但也不輕易相信他人，所以國外資本一時半會兒還滅不了中國酒業。

當然，多說一句，我們是反對以整頓和規范的名義淘汰中小企業的。因為中小企業是大企業的根源。我們不能保證每一個大企業都能永世長存，我們也不能說中小企業就不可能做強做大。適當減少數量可以，但要想盡可能集中是不可以的。

(三)后來居上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充分認識到，國家政策對中國酒類企業的促進作用遠遠大于促退作用。可以想見，度過“煉金十年”的中國酒類企業，一下會做得更強更大，更大更強。

從“我們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到“我們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再到“我們寧要綠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銀山”，這些政治標語、口號的演變，反映了國家發展過程中從重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發展協調同步，到生態發展重于經濟發展，到偏重生態發展，演化出一條越來越成熟的執政理念發展之路。

“留得山河待后生”，重長遠發展、重整體發展，體現了國家的成熟與遠見。中國酒有悠久的歷史，有深厚的文化，更重要的有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做背景，這是中國酒在轉型升級后可以后來居上的根本保證。

五、從國際競爭層面來認識

(一)國際政治較量

糧食安全事關國家安全。世界主要酒種中，只有少數國家生產的酒的原料是主糧，特別是中國酒，其原料包括南方人的主食大米和北方人的主食小麥、玉米。中國一旦大量缺糧，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養活中國，沒有一個國家愿意養活中國，沒有一個國家不想進軍中國糧食市場，肯定有國家想用糧食來控制中國經濟命脈。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家安全系于糧食。確保糧食安全必須限制用糧食釀酒。“誰來養活中國人”永遠都是懸在國家領導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旦中國的糧食安全出現問題，輕則受制于國際糧食市場，重則引發嚴重饑餓甚至引發戰爭。所以國家層面總是把農業放在首位，把糧食安全放在國家戰略地位。中國酒的生產用糧，必須控制在適量的范圍內。事關國家糧食安全的中國酒，必須在實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用計劃加以調節，絕不能盲目地生產。

當前國家層面的限制措施，有助于減少釀酒原料用糧，減輕國家糧食壓力。本輪調整后，國家應當就中國酒的生產，制定嚴格的生產計劃，不能放任自流，必須加強引導和預警。

(二)國際經濟競爭

中國酒進出口逆差現象相當嚴重。中國進口酒多，出口酒少，酒是高稅收、高附加值的商品，中國酒的貿易逆差對中國經濟發展相當不利。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在低附加值、低稅收的紡織、玩具、衣服、皮鞋、打火機、零件等沒有特色的制造業，而包括酒、香水、化妝品、汽車、電腦等高附加值、高稅收的產品，中國在進出口中都是逆差。中國被技術發達國家的品牌剝削現象非常普遍。在酒方面尤其突出。

限制酒消費，從整體上縮小了中國酒市場，打擊中國酒產業的同時也打擊國際酒產業，相比中國巨大的市場而言，國際酒市場尤其是以生產拉菲葡萄酒聞名的法國酒受打擊更加嚴重。這一輪限酒，使得洋酒在很多地方退出中國市場。如果這輪限酒時間達到5年以上，洋酒想要卷土重來、東山再起的機會不會很多。而按照中國的政治制度，本屆領導人將統治中國10年。10年的時間里，洋酒的品牌在中國被稀釋、被淡化，這種形勢實際上有利于中國白酒在今后做強做大，做大做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拉菲等葡萄酒打造產區概念，限量生產葡萄酒，使得生產拉菲酒的法國波爾多成為世界頂級奢侈品酒的生產地。而中國雖然也提出了中國白酒金三角的產區概念以及宜賓酒等地理標志產品概念，但由于中國白酒是用糧食釀造的，客觀上原料的產區性不強、原料供應可以按需提供，因而在中國白酒一旦價格和利潤上調之后，技改擴能一窩瘋上的現象就不可避免，“公地悲劇”現象的出現成為必然。)

(三)國際文化選擇

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中國文化也將吸引世界矚目。中國在國際上已經開始具有一定的經濟自信了，但我們嚴重缺乏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信的缺乏首先體現在酒文化上。當法國領導人向中國領導人推銷酒的時候，我們中國領導人向法國領導人推銷茶。這充分說明中國國家領導人對酒文化缺乏自信。而這種文化自信的缺乏原因在于中國的白酒產品缺乏科技支撐、制度保障、文化引領。

中國與酒相關的管理部門、產銷企業、科研院校、新聞媒體、專家學者，簡稱政產學研媒，任重而道遠，不把中國白酒從科技上說清楚，從制度上給保障，從文化上去引領，中國白酒就只能是土豆而變不成洋芋(雖然實質都是馬鈴署，但稱謂不同文化意義就不同)。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世界各國更關注中國，更關注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需要有載體來傳播。縱觀世界強國的文化，除了軍艦和炮火外，主要都是跟衣食住行購用娛相關的生活用品。在衣食住行購用娛等方面，我們認真推敲，只有中國酒最能夠代表中國文化，也最具有產業價值。五糧液在全球整合資源，在全球尋找市場，打造中國的五糧液，世界的五糧液，不斷地融入海外消費化，也算是在為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做貢獻。

總而言之，國家政策對酒的高度關注，不是偶然為之，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也有明顯的結果。橫看成嶺側看成峰，只有多角度多層面來認識國家規定對中國白酒的影響，我們才不會囿于輿論的認識。因為輿論只是發聲者的觀點，就具體觀點而言，都代表的是個人或組織的觀點。我們必須兼聽，才能明晰;我們必須多看，才會清楚。每一個組織或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或觀點，都有其合理性。經過多年的調研、學習、思考，我們把關于國家政策對白酒的影響從五種典型角度進行歸納、總結、提煉、升華，以供領導參考和同行了解。為了防止學術語言平實的文風可能導致觀點不突出的弊端，我們就采取相對個性化的語言來表述，希望領導和同行理解。我們把各種觀點消化吸收后再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以免過多的理論影響到讀者對觀點的吸收。

總而言之，國家層面對酒采取的政策從當前來看有制約和壓抑作用，但長遠來看，保護和促進作用更明顯。當前很多地方政府和酒類企業理解不了這一點，還在提“抱團發展”、“取暖過冬”的口號，我們認為是不妥的。在產品嚴重過剩的情況下，抱團發展的結果是抱得越緊越發展不了。取暖過冬結果是找不到地方取暖全部都要凍死或冬眠。如果政府去提倡抱團取暖，那么企業就會指望政府，政府也就容易將那只“看不見的手”演變成為“閑不住的手”甚至成為“閑不住的咸豬手”，形成對企業過度管理的局面。

當前，絕大多數酒類企業依然沒能擺脫發展思維慣性，依然在按照傳統高耗能、高投入、低產出、高價格、高利潤的方式行事，但現實是今后必須走低耗能、低投入、中產出、中價格、中利潤的新思路，重構中國酒業“健康飲酒、科學釀酒、生態釀酒”的新商業文明。在退出軍隊市場、減少政務市場、主攻商務市場、加強自費市場、拓展農村市場、開拓海外市場的總體思路上，形成新常態、新驅動的發展路徑，使中國酒走上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新路。

(本文整合了王延才、宋書玉、孫寶國、王銘暉、徐進、王國春、唐橋、劉中國、彭智輔、劉友金、張頤武、秦書堯、楊柳、江禹甫、林楓、李振江、王朝成、駱鳳文、王金月、尚書勇、楊波、張宜明等人觀點，因行文方式相對口語化，沒有原文引用，也沒有注釋和引用，在此予以說明，并對上述各位專家表示由衷的感謝。)

基金項目：四川省2013年第一批科技計劃項目(軟科學項目)《中國白酒金三角酒文化旅游資源的整合與合作提升研究》(2013ZR0100);2014年宜賓市科技計劃項目(軟科學項目)《五糧液的文化碎片整理與歷史重構》(2014RY012);2014年宜賓市科技計劃項目(軟科學項目)《基于地理標志保護的“宜賓酒”產區打造研究》(2014RY011);

作者簡介：

郭五林(1972-) ，男，四川宜賓人，教授，主要從事中國酒文化與酒產業、公務員考試研究;

孟寶(1980-)，男，甘肅渭源人，副研究員，碩士，主要從事地域文化、區域經濟研究;

劉萬明(1973-)，男，重慶人，宜賓學院中國酒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南溪區人民政府副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白酒國際化。

梁祝(1972-)，女，貴州遵義人，宜賓學院中國酒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長寧縣人民政府副縣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白酒生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