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人生觀其實很簡單，非常現實的世俗生活。認為人生的真諦在于享受淳樸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歡樂和社會諸關系的和睦即可。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須盡歡”。但現實生活中往往事出有因，使人眉頭緊鎖，憂心忡忡，歲月充滿了人生無常、生命短促的憂患意識。“人生不滿百，常懷干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浩浩陰陽移，生命如朝露”、“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這樣的詩句積案盈尺，俯拾皆是。正因為不相信來世，所以熱愛今生;正因為不相信生命轉輪，所以擔憂肉體生命的短促。失去了長壽的希冀，所以對每時每刻的生命就覺得熱戀和寶貴。無法乞求生命的長度，便力求增加生命的密度，于是盡量把握住這現存的一刻，盡量享受的人生態度。正是漢末以來名人們喜歡飲酒的理論的說明。《世說任誕篇》云：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成名上。痛飲酒足增加享受的，讀離騷是羨慕游仙的，這是當時名士們一般的心境：而其背景正是時光飄忽和人生無常的感覺的反映。”王瑤先生所論雖僅限于魏晉名士，實際上適于大多數國人，只不過在一般人那里沒有在魏晉名士那里表現得突出和強烈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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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憂生嘆命為基礎的憂患意識，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憂患反響：一部分人會因為感到人生短促而及時行樂，如魏晉名士那樣：一部分為因時光有限而“恐怕名之不立”，像屈原、曹操那樣。而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張翰語)的實用主義精神使得前種形態更為普遍。就連蔑視“癲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愿隨波逐流、具有獨立人格的杜甫也難免茍同。這種心態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潛在地影響著、制約著許多詩人的人生價值取向，以至于崇尚“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運動的領袖白居易也難免其俗：

勸君一盞君莫辭，勸君兩盞君莫疑，勸君三盞君始知。

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

迢遙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

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尊酒。

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

駐馬出不得，白輿素車爭路行。

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吃.

這位具有強烈憂國憂民意識的現實主義詩人，即便在孤獨的環境中也能保持強大的人格，但一旦從形面上的角度思考人生產問題，便與其他詩人一樣，不約而同地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和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盡管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并未這樣做。

因人生短暫而“恐修名之不立”的作品雖不及上類作品數量為多，但其質量的精美彌補了數量的不足，因其為數不多更顯得彌足珍貴。在享樂觀點流行一時的漢代末葉，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政治家、軍事家、詩人于一身的曹操的那首《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孤立地看開篇四句.很容易被認為作者是在倡導及時行樂，如唐人吳兢就說它是“言當及時行樂”。其實，聯系全詩不難看出，作者雖是感于人生短暫如朝露的無情現實才號召“對酒當歌”，但此歌并非“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頹廢之歌，而乃時不我待、積極進取的激昂慷慨之歌。魏源說：“對酒當歌，有風云之氣”，陳沉說：“此詩即漢高祖《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可謂善解詩者。

將憂生嘆命之作分為兩個方面是為了論述的方便，事實上這兩種人生態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經常混融于同一個詩人的同一首作品中，很難作硬性的劃分。如李白那首深為讀者所喜愛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愿醒。

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此詩流露著人生有限、及時行樂的消極情緒，但這種情緒又有著十分復雜的內容。壯志難酬的悲憤，懷才不遇的感傷，對現實的不滿，對統治者的失望等等盡數包含在那需酒來澆的“萬古愁”中。同時，詩人的感傷又是巨人式的感傷，悲中見壯，哀中見豪，這不僅表現在開頭對闊大的黃河之景的描繪上，而且表現在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極度自信的自我宣言中。沒有對人生、自我的熱愛和肯定，沒有蔑視困難的氣概豪情，焉能寫出這等氣吞斗牛，讓凡夫俗子咋舌的壯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