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我國源遠流長，飲酒在國人的生活中早就演變成一種文化現象。俗話說：“酒為歡伯，除憂來樂”。人們樂時飲酒意在歡慶，愁時飲酒旨在除憂。酒可品可飲，可歌可頌，亦可入畫圖中。縱觀歷代中國畫杰出作品，就有不少關于酒的題材。可以說，繪畫與酒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不只是繪畫，書法更是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書法家們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對月高歌，往往就在醉時吐出胸中墨，酒酣后“解衣盤薄須肩掀”，一任天機，淋漓揮灑，神行紙上，從而作出一幅幅精品，這就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富有浪漫色彩的佳話和藝術珍品。在這里，酒已成了他們創作時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
縱觀歷史上的文人，大都與酒形影不離。文人飲酒已是傳統上的瀟灑。魏朝末年，被譽為文壇“竹林七賢”的阮籍、嵇康等人，個個堪稱酒中豪杰，常在竹林中飲酒長嘯。阮籍一醉就是一個多月;嵇康醉酒有風姿，不時醉出美感來;劉伶更是對酒一往情深，可謂古今一流的“醉仙”。
陶潛醉酒，悠悠見南山。東晉陶淵明也是出了名的愛酒文人。他在《飲酒》詩前的小序中寫道：“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歡。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酒和他的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為酒，他心底流露出無比高尚的人格魅力;也正因為酒，他才會在駢體文玄言詩盛極的魏晉時期獨辟一代文風，為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題材。同時，酒對文人雅集也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據《與吳質書》記載，曹丕與“建安七子”徐干、陳琳、劉禎等“每至筋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知自樂也”。
當歷史車輪轉至唐代，這時期的文人縱酒風尚更是異常興盛。在繁華的盛唐時代，酒氣熏天的長安城中有著一支龐大的飲酒隊伍。唐初詩人王績，因好酒獲“斗酒學士”的雅號。他曾撰《酒經》：“追述(焦)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還有杜甫，史載他“于成都洗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竣(音)野老相押蕩，無拘檢”。大詩人李白更是感嘆道：“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在詩化的酒中不畏人生的挫折，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希望。
在古代，但凡大型飲宴，沒有酒相伴是極為少見的。飲酒唱歌，言志抒情，是人們最愜意的事情之一。唐代詩人王維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對酒表達了別離的情緒：“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詩一出便廣為傳唱。后來人們又在其基礎上加以補充，形成《陽關三疊》曲，成為七弦琴“琴歌”之代表作。可見酒對于那時文人的作用之大，實在是難以盡述。
此外，黃庭堅跟酒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其著作保留了宋代戎州(今宜賓)釀酒史的資料。黃庭堅不僅一般性地描繪了宋時戎州名酒飄香的氛圍，而且確鑿地反映了當時釀酒業的一些情況。戎州美酒刺激著他，激發了個人創作靈感，使其在創作高峰的體驗下，創作出堪稱傳世之作的詩詞。讀黃的作品使我們知道戎州有酒坊兼酒店，還有士大夫也在家釀酒。名酒不但有“荔枝綠”，而且有“安樂泉”等不同品種。
然而在元代，不僅是酒，就連酒旗在元人眼中也是很有魅力的，尤其在文人騷客那里。正所謂“淡抹濃妝山如畫，酒旗兒三兩人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酒文化的興盛。詩人謝宗可有首《酒旗》詩寫得妙：“水村山郭酒初香，纻影青青字一行。壚畔低懸花霧濕，檐陰斜揭柳風涼。指揮意馬沖愁陣，搖曳心旌入醉鄉。惆悵步兵招不起，半竿空自舞斜陽。”酒旗通常用青布制成，元曲中又稱之為“青旗”。
現代人呼朋喚友地聚餐喝酒時，雖仍會有吟詩作畫，但那也只是個別現象了。沒了古人那種雅致文化的酒桌氛圍，現代人剩下的只是熱鬧，著實令人為酒文化的失落感到些許遺憾。
酒與繪畫創作的激發
歷來酒與詩畫是不分家的。大多畫家都會借助酒來激發靈感。有了酒，繪畫才會顯得大氣灑脫。飲酒與書畫創作的密切關系不言而喻。畫家和許多文人詩人一樣，酒同樣給了他們許多突發的靈感和激情，飲酒揮毫，落筆生輝。
酒跟繪畫創作之間的緣分十分悠久。早在漢代時，漢畫中就有許多有關酒文化方面的圖像。到了唐朝時期，有著“吳帶當風”的畫圣吳道子，常常“嗜酒且利賞，欣然而許”，乘酒后昂奮之際，始振其靈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此種情況下完成的。《歷代名畫記》中說他“每欲揮毫，必須酣飲”。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醉后為畫，揮毫立就。唐明皇命吳道子畫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風景，能一日而就。只因酒興大發，落筆恰到好處。這表明酒與吳道子的畫之間，一定有些關聯。
酒與繪畫的關系，書畫家與酒的精彩故事在明清時期仍是層出不窮。至明代，浙派畫家吳偉可謂酒中豪杰，尤其喜歡飲起酒來，再作縱恣粗獷的山水。而水墨大家徐渭亦喜酒，同樣愿意在痛飲后揮筆，晚年他在所作《又圖卉應史甥之索》一詩中說：“史生親攜八升來，如椽大卷令我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春雷。”他把草書的宕蕩奇肆線條和淋漓酣暢的水墨融會為一體，畫面富于音樂美感的視覺形象。如《墨葡萄圖》的筆斜風雨，藤蔓飛揚，濃淡相間的葉片，珠圓玉潤的果實，無不統一于如癡如醉的情感旋律中。這除了得力于藝術功力之外，當然還仰仗于酒效，酒起到了催化和升華至最高境界的奇效。
陳洪綬也特以好酒，尤好為女子作畫。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中指出其在中年以后縱酒狎妓自放，有錢人拿了大把的銀子恭敬地來求畫，他都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自己都會找來筆墨作畫，即使販夫走卒乃至垂髫小兒，他也都有求必應，并自稱“半生懶癖惟好酒”。這正如毛奇齡所說：“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因而其詩文書畫與酒很有緣分，以致“有酒如強風飲不辭”，這也是他追慕古人而心有靈犀的原因。
酒不僅能幫助和激發畫家的創作，而且還是畫家們創作的重要題材，諸如文會、雅集、夜宴、月下把杯、蕉林獨酌、醉眠、醉寫……無一不與酒有關，無一不在歷代的繪畫中反復出現。他們酒后興奮地引發絕妙的柔毫，于不經意處傾瀉胸中真臆，令后學擊節贊嘆，甚至頂禮膜拜。
中國古代繪畫中，以酒入畫的內容很多，如以酒喻壽。醇酒之嗜，激活了二千余年不少書畫家的靈感，為后人留下數以千萬的藝術精品。這樣的名畫比比皆是：東漢壁畫《夫婦宴飲圖》;晚唐孫位的《高逸圖》;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南宋劉松年的《醉僧圖》;元代錢選的《扶醉圖軸》;明代仇英的《春夜宴桃李圖》;明代陳洪綬的《飲酒祝壽圖》等等。
我國古代借酒作畫者遠非上述。可以說大部分畫家許多藝術精品的產生，都與酒密切相關。當然，他們之所以能創造出精湛的藝術品，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的勤學苦練。但是，也絕不能忽視酒對書畫作品的誕生所起的巨大推助作用。
酒與書法的關系
書法與繪畫一樣，要達到得心應手的程度，須有嫻熟而深厚的技巧和功底，并心有所感而寄于筆墨。要做到這些，許多書法家常借助于酒力。翻開我國書法史，可看到歷代草書家大抵嗜酒。如書圣王羲之，其著名代表作《蘭亭集序》便是他于紹興蘭亭喝酒時寫就。在東晉永和元年，王羲之與好友孫統、孫綽、王蘊等四十一人聚于紹興蘭亭。流觴曲水，吟詩作賦，提筆草《蘭亭集序》。筆興隨酒意而生，筆力隨酒韻而成。頓然出現了一幅“遒媚勁健，絕代所無”的作品。全文三百余字中，即有“之”字十九個，但筆式各異筆韻不同，“千古極品”就在酒中問世了。就連王羲之在酒醒之后也大吃一驚，以致“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再也沒有達到醉酒時那種神往的藝術境界了。酒作用于王羲之，使他成為千古書圣可見一斑。
唐朝以后，書法藝術得以繼承發展，和酒也是一直相隨相伴。唐代最今人嘆為觀止的書家要數張旭和懷素了。他們兩人都是其時的草書大家，均喜醉后大呼作書，其書氣勢豪邁，盤曲放蕩，有如電激星流，又若驟雨旋風，觀之令人驚心動魄，不可思議。據史書記載，草圣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于是有其“揮毫落紙如云煙”的《古詩四帖》。時人稱他的狂草為“醉墨”。而懷素則是“每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有人問懷素寫字秘訣，他竟以“醉”字作答，正所謂“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后卻書書不得”。唐代除這兩位外，值得一提的還有賀知章。據韋續《續書品》記載，他官至秘書監，性曠達好飲酒，是當時“飲中八仙”之一，自號“四明狂客”，能詩善書，其作草“縱筆如飛，酌而不竭”。
書法的發展到了宋代后崇尚意態，注重情感的抒發，書法與酒的關系也就更親近了。宋代書法家蘇舜欽，官運不佳被謫放到蘇州時，常練草書，有時酒酣落筆，較之平時更洋洋灑灑，別具一格，人爭傳之。據《清朝藝苑》記載：明朝遺臣朱耷，往往于醉后揮毫。人們知其嗜酒，聞字畫“皆得其醉后”，所以為了得到他的作品，便“置酒招之”，將紙墨置于席邊，待酒興大發，他便開始潑墨，或“攘筆搦管，狂叫大呼”，結果是“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而“醒時，欲覓其片紙只字不可得，雖陳黃金萬鎰于前夕顧也!”
元代著名草書家鮮于樞也喜飲酒，也常“醉極作放歌怪字”，其書筆力勁健，奇態橫生，名聲與趙孟頫頃齊，同為元朝書壇巨擘。另有明代著名的草書家祝允明，他為人頑世自放，縱情于酒，其草書筆力挺勁，勢態活潑，書如其人。清代的傅山逍遙物外，自得天機，故醉中作草能放筆直書，冠絕一時。可見，草書與酒結緣，同為不少書家所鐘情，絕非偶然。畢竟酒能亢奮精神，誘發無意識，從而形成書藝創作的內驅力，這是不容置疑的。酒與書法共在，酒使不少書法家狂放不羈，不拘成法，激昂騰奮，然后筆走龍蛇，異趣橫生，創造出了許多藝術價值極高的傳世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