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明代楊慎一首《臨江仙》，寫盡萬里長江、歷史興亡的孤獨與蒼涼;而“一壺濁酒喜相逢”的意盡在言外，更勾連了江河、美酒與詩詞千絲萬縷的聯系。
《禮記·月令》有言“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江河往往與美酒相伴而生，河流使農耕文明擁有與自然對話的能力，也為美酒的釀造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發源于青藏高原、干流與支流共途經19個省市區、全長6300公里的長江，通過豐沛水源與富饒作物，滋養了國酒的傳承發展，特別是長江上游的四川宜賓等區域，最宜出產佳釀。
這些“形似水、性如火”的美味飲料，一經轉化到社會交往的各種文化環境和語言形態中，就成為約定俗成的“酒文化”。在這些“法飲宜舒，放飲宜雅，病飲宜少，愁飲宜醉;春飲宜郊，夏飲宜洞，秋飲宜舟，冬飲宜室，夜飲宜月”的“金漿”“甘液”“瓊蘇”中，亦蘊含了歷代文人的喜怒哀樂，他們將悲歡情愁傾注于酒中，詩詞里的醇厚酒香，刻畫出的更是生命的深刻痕跡。千年酒中詩，詩中酒萬里，經年累月，豐饒土地、大江大河與歷史文化，塑造一以貫之的詩酒傳統，更展現中國文化的風流樣態。
酒神共舞
晉人江統《酒誥》中言：“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在如今的“中國酒都”宜賓，有座酒圣山，半山腰上一尊巨大的白色“酒圣”夷狄(一作儀狄)雕像坐落在祭祀臺上，身著綴滿高粱、麥穗等谷物的長裙，單手捧一酒壇，腳踩通體金黃的雄獅。每年的12月18日，五糧液都會在這里祭祀“酒圣”夷狄，并逐漸演變成中國白酒行業的節慶活動。“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古人將酒的發明歸于夏代的儀狄與杜康，而翻開中國文學藝術史，更是一部與酒神共舞的歷史。“儀狄作酒”與“上天造酒”“猿猴造酒”“杜康造酒”之類的傳說，在自新石器時代以降長江沿岸出土的諸多酒具文物得以被“捕風捉影”地映射;甲骨文、金文中保存了商人以酒祭祀祖先的歷史，商人嗜酒之風更為熾烈。
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舉兵伐紂，今宜賓地區的僰人響應參加孟津大會、牧野之戰，因滅商建周有功，封僰侯，建僰侯國，秦時改稱僰道。北魏賈思勰亦在《齊民要術》中記曰：“犍為僰道，南廣，荔枝熟時百鳥肥……率生稻田間”，反映出當時僰人善于種植水稻和荔枝，并釀造稻米自然發酵的“窨酒”。
這種醪糟酒或甜米酒，在漫長的歲月中，滋養了巴蜀及楚地的文學想象。《華陽國志》中的《蠶叢國詩四章》，言“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養母”——以黃小米等上好糧食釀出美酒，用來侍奉父母;“旨酒”更是一個“物證”，證明巴東郡峽江一帶，隨著黃金水道聯通峽外，移民進出不斷，儒家教化也已經隨著水道深入巴蜀。
生命之歌
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十五日，曹操南下攻打孫權，率領83萬大軍駐扎在長江北岸。是夜，曹操在大船上和眾位文武將領飲酒賞樂。當月上東山，長江宛如素練，兩岸夜景美不勝收。船上幾番宴飲，曹操情緒高漲，立于船上，以酒奠于江中，滿飲三爵后，對江即興當歌，一曲《短歌行》豪邁而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格調悲涼豪邁，深沉雄壯，以酒力烘托，詩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慨嘆得以升華，與近四百載前劉邦的《大風歌》有異曲同工之效，更是建安風骨的真實寫照。長江歌詠之后，草船借箭，黃蓋詐降，火燒赤壁，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長江流域進行的大規模江河作戰——赤壁之戰中，曹操一敗涂地，江南統一的愿望終成江上泡影——當然，這是后話了。
東漢末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外憂內患接踵而至，酒的內在文化空間被大大拓展，它是人們抒發人生感悟和社會憂思、表達個性和反對世俗必不可少的觸媒。如果說放任而自由是魏晉風度的思想核心，瀟灑不群、漂移自得就是其外在的精神氣質，而“酒”，這是重要的道具和象征。一如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以大量酒入詩的詩人陶淵明，因不愿“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遂在老家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歸隱田園，“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以“醉人”語態抒發性情中的真，更是生命之歌的汩汩活泉。此代文人由濟世而歸隱，行為不羈、飲酒不節，或清談玄理，或歸隱田園，遺世獨立，酒更抒寫或慷慨或悲涼的生命之歌、時代之歌。
詩酒一家
唐永泰九年(公元765年)，杜甫沿岷江東下，途經長江首城戎州(今宜賓)。戎州刺史楊使君在東樓設宴，以當地名酒“重碧春”款待杜甫，“詩圣”遂詩興大發，揮毫寫下《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巴蜀之地盛產的荔枝，在歷史中“沉默”1700余年，終于在杜甫的詩中煥發堪比美酒的光華——盡管“重碧春”并非以荔枝為“蜜勺”調味：“重碧春”之“春”，一指春釀秋熟或秋釀春熟的酒，或指經過早期簡單方法蒸餾后度數較高的酒。春酒在漢代已有聲名，張衡在《東京賦》中說：“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春酒的發酵周期較長，大大超過了普通醪糟米酒十余天的發酵周期，與當代名酒五糧液一輪發酵需70天、雙輪發酵需140天的釀造方法有極大的相似之處。“重碧春”之“碧”，為青綠色，即度數高于自然發酵的蒸餾酒存放一定時間后所具備的酒色特征。至于“重”，則指釀造工藝上的重復釀造法，古稱“重釀”，唐代之前已有“重釀”之法，也是五糧液傳統工藝中等的“雙輪底發酵”源自古法傳承的有力證明。
在詩中，杜子美對飲“重碧春”之感進行了生動精彩的描繪，開篇即對酒的品質評價為“勝絕”;而“驚身”，則是飲后難以忘懷的驚奇。廣品天下美酒的詩圣以詩酒傳韻，“重碧春”遂名聲大噪——公元782年，唐德宗下詔，“重碧春”酒正式成為郡釀，即官方定制酒。
杜甫和“重碧春”的往事，說明唐代詩人多好酒的文化風氣，尤以李杜為勝，“酒”“醉”“酌”“釀”“飲”“樽”等字眼在他們的詩篇中俯拾皆是。譽滿華夏的川酒，更是此代文人墨客淺吟低唱不可或缺的題材——李白詩曰“葡萄潑新醋”，杜甫贊之“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才傾一盞即醺人”，更從一個側面證明唐代亦是川酒蓬勃興盛的時代，四川特別是宜賓地區，土地肥沃，山川秀麗，氣候溫和，人文薈萃，所謂“川酒甲天下，精華在宜賓”，金沙江、岷江、長江三江交匯的宜賓，素有“中國白酒之都”的美譽。
不只是杜甫，盧照鄰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陳子昂的《別冀侍御崔司議序》、李白的《將進酒》《月下獨酌》、王維的《渭城曲》、孟浩然的《過故人莊》、王翰的《涼州詞》、白居易的《勸酒》《琵琶行》……“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谷;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并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何以淳寂也。如是今予將游焉，故為之記。”初唐愛酒的隱士王績把“醉鄉”想象成一個歷史和文化的理想國。它也更預示了，有唐一代這個四海調和、九州繁華的盛世，最宜出產佳釀：“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釀酒原料極豐富;“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樽開柏葉酒，燈發九枝花”“行人飲臘酒，立馬帶晨霜”“千鐘紫酒薦菖蒲，松島蘭舟瀲滟居”……各種名目、色澤、味道、功用的酒層出不窮，飲酒之風亦正式走入民間。較為寬松的酒政策使得酒文化日趨繁盛，“酒催詩興”，詩人亦多是“酒人”，酒亦是“盛唐氣象”的文學呈現：綜觀《全唐詩》及補錄收錄的近5萬首詩作，有“酒”字的有4466條記錄，詠酒及與酒相關的詩作多達萬首，詩酒相融成一家，詩與酒，共同進入中國文學流光溢彩的高峰時代。
新詞賦酒
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黃庭堅抵達仍然盛產著荔枝的戎州，寓居南寺。居戎州三載，他常與好友寄情于山水之樂，縱情詩文畫意——此間作詩57首、詞23首、文賦11篇，詩詞中直接吟詠宜賓地區美酒者就達17首，綜觀其作，可以發現，他遍嘗諸多美酒后，最為推崇的就是“姚子雪曲”。
如今，在酒都宜賓，不僅有黃庭堅的漢白玉雕像，還有涪翁樓、曲水流觴和安樂泉，整體呈現中國古典園林風貌。這其中的安樂泉，更印證黃庭堅與“姚子雪曲”的往事。
“鎖江安樂泉，水味為僰道第一。姚君玉取以釀酒，甚清而可口，又飲之令人安樂。故予兼二義名之曰‘安樂泉’。”黃庭堅所作《安樂泉頌》，印證當時戎州紳士姚君玉私家糟坊在“重碧春”酒的基礎上，經過反復嘗試，用大米、高粱、糯米、蕎子和蜀黍五種糧食加上戎州古城舊塔下的地下良泉安樂泉水，釀成“姚子雪曲”，優質的水源為酒香增色不少，口感甘美凈爽，黃庭堅因而在《安樂泉頌》中贊曰：
姚子雪麴，杯色爭玉。
得湯郁郁，白云生谷。
清而不薄，厚而不濁。
甘而不噦，辛而不螫。
老夫手風，須此神藥。
眼花作頌，顛倒淡墨。
此詩是詩化了的鑒賞酒質的評語：黃庭堅描述類似蒸餾提純后的清澈酒質，斟入杯中濃香撲鼻，好像白云繚繞持久不散，是濃香型白酒的典型特征。味覺上醇和甘甜，味濃味厚又不使人發膩反胃，細品酒體豐滿協調，酒勁很足但落口干凈，沒有不舒適的刺激舌頭和喉嚨的感覺，還特別提到“老夫手風，須此神藥”的功效，明確顯示這種酒是能緩解風濕癥狀的高度蒸餾酒。因此，這篇《安樂泉頌》，既是黃庭堅詠酒詩的上乘之作，更是一篇詩化了的酒質鑒賞書。“姚子雪曲”，即今五糧液的前身，嚴謹的評酒專家給予五糧液“香氣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凈爽，各味諧調，恰到好處”的評價，恰與近千年前黃庭堅的評價驚人相似，這也更說明五糧液千古不變的卓越品質——千年后的今天，安樂泉仍為釀造神州瓊漿的唯一水源：五糧液在原來的基礎上掘井90米，取岷江江心水，供釀造之需。
在古戎州岷江畔，還有一個與曲水流觴的“流杯池”齊名的勝跡“鎖江亭”，是一個既能使人一覽三江勝景、尋得“江頭一醉”又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所在。這里因酒而設，江心有一巨石，與對岸真武山石壁遙相呼應，扼鎖大江，其上刻兩個大字“鎖江”，旁有“山谷”留款，傳為最早鑒評和“代言”“姚子雪曲”的黃庭堅醉后所書。巨石上有一亭，名曰“鎖江亭”，為當時戎州一景;作為生長在長江流域的文化巨子，黃庭堅自然在這里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鎖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云江自橫。”
詩酒相傳，讓戎州的美酒名聲遠播，從“重碧酒”“姚子雪曲”到五糧液，上千年的歲月洗滌，在醇厚酒香中，世人也能感悟到長江流域孕育的獨特詩酒文化。
陸游曾宦游四川八年，品嘗過不少四川美酒，對漢州鵝黃酒、榮州琥珀酒、眉州玻璃春等十分欣賞，更留下“東來坐閱七寒暑，未嘗舉箸忘吾蜀”的佳句。像陸放翁一樣的還有諸多北宋文人，他們將酒與人格修養、人文意識和文化心態融為一體，使酒真正成為文化載體。
宋元時期市井文化迅速發展，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有“酒旗斜矗”之語，司馬光的《西江月·寶髻松松挽就》有“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辛棄疾的《丑奴兒近·博道山中》亦有“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形式簡短、以歌唱為特色的詞，如同盛唐之詩，得到長足發展，一曲新詞酒一杯，綻放出璀璨奪目之光。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北宋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因“烏臺詩案”謫居黃州、內心的郁悶和憂愁無處宣泄的蘇軾，只能寄托于山水與詩酒之中。黃州城外赤鼻磯，恰好給予蘇軾靈感和想象，《念奴嬌·赤壁懷古》最后一句的“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亦將蘇軾豁達寬廣的人生心態展現無余。在飲酒賦詩中，才情逼人卻仕途坎坷顛簸的蘇軾獲得了對現實人生的一種超然意趣。歐陽修更以“醉翁”為號，傳頌千年的《醉翁亭記》留下了“飲少輒醉”“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筆墨，借酒抒情是文人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辛棄疾閑居信州之時，作“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雄奇意境排解難酬壯志。
酒酣詩濃
明嘉靖三年(1524年)，正德朝狀元及第的楊慎被發配到云南永昌衛充軍。一路輾轉到湖北江陵，隆冬時節，夫人黃峨與楊慎分別，替他回四川新都老家盡孝。楊慎曾題詩《江陵別內》：“孤棹溯寒流，天涯歲將暮。此際話離情，羈心忽自驚”，句句皆是離愁別緒。
也就在此地，楊慎看到一個漁夫、一個樵夫在江邊煮酒吃魚，談笑風生，心生感慨，寫下《臨江仙》：“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全詞慷慨悲壯，意味無窮，以淡泊寧靜的氣氛折射出高遠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一如發展到明清時期，詩酒文化中便是無盡的綿綿余味，韻味悠長。
山一重水一重，次年春初，楊慎入滇，輾轉云南三十余載，直至晚年潛居四川。想來歷經坎坷的楊升庵還能品嘗到蜀地美酒，也算“一笑人間萬事”的些許寬慰。
明朝初年，陳氏家族創立“溫德豐”酒坊，融合宋代“姚子雪曲”釀制精要，將原五糧配方中的蜀黍替換為當時新從海外引進的玉米，最終形成了更趨完美的“陳氏配方”“雜糧酒”。直至清末，鄧子均繼承“溫德豐”酒坊后，將其改名為“利川永”，雜糧酒更被晚清舉人楊惠泉品鑒后定名為五糧液，“語意更勝”，令人遙想當年范成大改“重碧”為“春碧”，又是隔空對飲的佳話。
從春秋戰國至今，長江佳釀層出不窮，唐代的“重碧”、宋代的“姚子雪曲”、明代的“雜糧酒”，都曾風靡一時;而今五糧液以涓涓細流匯聚成滔滔巨浪，隨著萬里長江的波濤，一并融入浩瀚的海洋，躋身世界名酒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