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二戰”之后，法國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民眾生活水平相應提高，加上美國對法國優質生活方式的引進，從內從外拉動了對法國葡萄酒的需求，追求產量便成為當時法國葡萄酒生產者普遍的做法。而化肥的出現和大量應用，又助推了產量的提升。當時的人們還沒有認識到產量和質量之間在超過某一臨界點后的反比關系。70年代，整整十年，法國葡萄酒就沒有過一個杰出的年份。在解釋法國酒在那次盲品中的失利時，這或許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

盡管盲品的結果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加州葡萄酒在這次盲品中的勝出卻不是撞大運那么簡單。

早在18世紀西班牙人便把釀酒葡萄的種植引進到加州。19世紀中葉的淘金熱，給加州帶來了一拔又一拔的新居民，增加了對葡萄酒的本地需求，新興的葡萄酒業在索諾瑪和納帕形成：索諾瑪和納帕的第一個商業性酒莊分別建立于1857年和1859年;現在我們還熟悉的酒莊比如Inglenook和Schramsberg等，其歷史可上溯至這一時期。順便一提，在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前，中國人在當地酒莊建立、葡萄種植和采收、地下酒窖建造等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有的還參與了釀酒。

19世紀末的根瘤芽蟲害和從1920年至1933年的“禁酒法案”，分別給加州葡萄酒業以重大打擊。在“禁酒法案”被廢除后，加州葡萄業開始了復興，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開始扮演其角色，為這一產業的未來發展打下科學基礎。戴維斯分校的教授Albert J. Winkler和Maynard Amerine在30年代末即開始一項研究，尋找不同葡萄品種在加州不同區域的適配關系。1944年，他們發表了研究成果，把加州分成五個氣候區，并對每一個區適宜種植哪個品種提出建議，比如納帕谷的Yountville地區適宜種植赤霞珠，索諾瑪的Russian River適宜種植霞多麗和黑皮諾。他們的研究影響到加州的葡萄種植者和釀酒師，于是，業者拔除了原先種植的表現不好的品種，改種被推薦的品種，他們并到戴維斯分校進修，而越來越多的戴維斯分校的畢業生陸續進入到生產第一線。

經過四五十年代的蘊釀，革命性的突破出現在60年代。這個時候，釀出有質量的酒，在加州成為了越來越多酒莊的追求，他們與戴維斯分校合作，在低溫發酵、不銹鋼罐的使用、防氧化、蘋果乳酸發酵的控制、防御霜凍、微過濾等方面進行探索并取得成果，大大地提升了酒質。1964年，Maynard Amerine教授受邀到波爾多出席一個學術論壇，出發前他請教加州當代葡萄業的教父級人物André Tchelistcheff，到了那邊跟法國人說些什么好，因為他知道Tchelistcheff經常閱讀法國的專業期刊，對法國同業的發展頗為熟悉。Tchelistcheff自信地對他說：“你不用謙虛，現在我們在加州干的許多事情，他們都還不懂。跟他們講講蘋果乳酸發酵控制和微過濾吧。這兩樣東西法國人還沒太明白。”(后來才發現，在蘋果乳酸發酵控制的研發上，法國人與美國人基本上同步取得成功。)

當美國人提出要做出有品質的酒時，他們心目中的榜樣是法國酒，有的酒莊還請來了法國釀酒師。Beaulieu酒莊本來就有法國淵源，他的莊主Georges de Latour1883年從法國來到美國并于1899開始買地建立自己的酒莊，員工全是法國人或在法國受過培訓。1938年，Beaulieu酒莊的法國釀酒師退休，De Latour到巴黎要招聘另一個法國人。結果，André Tchelistcheff被介紹給了他。Tchelistcheff在俄國出生、輾轉歐洲幾個國家后來到法國學習釀酒并有工作經歷。Tchelistcheff來到加州為Beaulieu酒莊工作，后來在許多酒莊當顧問，在“巴黎盲品”中獲得白葡萄酒第一名的Chateau Montelena的釀酒師Mike Grgich曾受教于他，獲得紅葡萄酒第一名的Stag’s Leap Wine Cellars的釀酒師Warren Winiarski也曾與他合作。

到了1960年代中期，加州葡萄酒業的領軍人物進入了換代的階段，“禁酒法案”被廢止之后30年中奮力前行的一批人，讓位于年輕的一代，新一代的杰出代表是羅伯特?蒙大菲(Robert Mondavi)。

羅伯特·蒙大菲的父母均為意大利移民，在“禁酒法案”實施時即進入加州從事葡萄買賣，1937年買下一個酒莊。1943年，羅伯特說服了他的父母買下了仍在運營的當時納帕谷最老的酒莊Charles Krug Winery，請來Tchelistcheff當顧問，與他的弟弟彼得合力把這個酒莊打理得有聲有色。由于兄弟二人性格、處事方式和理念不合，1965年，52歲的羅伯特被迫離開了Charles Krug Winery。

1962年，羅伯特第一次到歐洲旅行，考察了波爾多、勃艮第、托斯卡納等產區，參觀了許多名莊，與釀酒師交流，品嘗了不少佳釀，得益非淺，在巴黎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廳的美好經歷讓他頓時明白“這就是我想要釀的酒”。1966年，羅伯特創立了Robert Mondavi Winery，這是納帕谷在30年里新建的第一個酒莊，一切按照羅伯特的理想設計，采用一流的設備。每星期一下午，羅伯特與酒莊的幾個骨干一道，拿自己酒莊的酒與最好的法國酒進行對比品鑒，他的目標就是要在納帕這塊土地上，釀出體現自己風土特色的可與法國最好的酒媲美的葡萄酒。羅伯特的貢獻，包括改變了美國葡萄酒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形象，開創了酒莊旅游的先河，促進了產區形象的建立，倡導了一種集美酒、美食、藝術于一體的生活方式……

其實，在“巴黎盲品”之前，在加州就有這樣一些活動，把加州酒與法國酒放在一起盲品，加州酒勝出的例子早就出現過。

被別人視為榜樣并成為被追趕的目標，對法國人來說，這難道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嗎?幾十年之后對此仍耿耿于懷，實在不夠大度。

“巴黎盲品”的結果，讓人們終于可以大膽推斷：在被視為神圣的法國風土之外，也可以生產出杰出的葡萄酒。正如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在2001年所說：“這次巴黎盲品摧毀了法國至高無上的神話，開創了葡萄酒世界民主化的紀元。這在葡萄酒歷史上是個分水嶺。”在那之后，隨著經濟全球化，葡萄酒的世界地圖發生巨變，新世界出現了，并與舊世界分庭抗禮。多樣化的葡萄酒世界更加美妙。

那個唯一出現在這次“巴黎盲品”現場的記者George M. Taber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Judgment of Paris》。關于此事件，還有人拍過一部電影《Bottle Shock》，2008年首映。這本書，這部電影，有興趣者不妨找來看看。